埃默尔接受采访。
下午3点半，复旦大学江湾校区生化楼报告厅，“相伯讲堂”学术演讲马上开始，斯科特·埃默尔调好幻灯片，移步到演讲台中央，却没有开口，而是后退两步，举起手机，对着台下的复旦师生拍了个照。“这留影很珍贵。”他笑说。
这是美国细胞遗传学家埃默尔在香港获颁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后，在中国再捧科学大奖——他花了40年揭示受体膜蛋白转运与降解细胞机制，为HIV长效预防药物来那卡帕韦的“诞生”奠定了生物学基础，与认识了25年的老友韦斯·桑德奎斯特共同摘得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生命科学或医学奖”。
再次来华，埃默尔欣喜不已。71岁的他面色红润、笑声爽朗，那份松弛感让初次见面的人很容易亲近。他衬衫口袋上总别着一支钢笔，恰如他学生所描述的，“埃默尔是一位超级自律的科学家，分分钟都在关注科研，随时随地都会做笔记”。
演讲中，埃默尔分享长达40年的科研马拉松，每说到一个阶段性成果，PPT便跳出参与的学生或合作者的照片。有一面标注“埃默尔家庭”的照片墙，展示他带过的所有学生。他说：“科学奖项是对全体在埃默尔实验室工作过的人的肯定，要让他们看到自己所做研究的价值。”
不追热点
只盯着“没弄明白的小问题”
“小时候，我喜欢通过显微镜来‘看’世界，这太酷了。”埃默尔生长于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普通家庭，父亲是一家纽扣制造厂的经理。童年时，他每年都从父母那里得到“科研装备”作为圣诞礼物。尽管这个四个孩子的家庭并不富裕，没上过大学的父母，还是想办法买到埃默尔想要的显微镜、化学实验套装。“这不便宜，但他们非常慷慨。”埃默尔陷入回忆。
小埃默尔曾把一片洋葱放在载玻片下，通过显微镜观察细胞，这令他非常兴奋：“细胞里有什么？它们如何工作？”这份好奇心，让埃默尔在13岁时就已笃定自己对科学和数学有浓厚兴趣。
中学时的埃默尔因为电视节目《雅克·库斯托的海底世界》迷恋上了海洋，于是他选择入读海洋学科背景深厚的罗德岛大学。直至他有机会登上一艘科考船，“我发现海洋科考不像电视拍得那么好玩，我想知道的海洋问题，也已经有了答案，但生物领域还有大量未解之谜。”
尽管如此，探索海洋的冒险精神依然深深刻在他的心里，他把科研比作探险，“最大的宝藏是未知，而不是已知，科学的乐趣就在于你解决了一个问题，又会冒出三个新的”。
大学毕业，埃默尔进入哈佛大学医学院读博。他整天要么泡在实验室里研究大肠杆菌的蛋白质分泌机制，要么抱着厚厚的期刊在图书馆里啃，一点点摸清细菌里蛋白质“运输”的规律。他养成一个习惯：不追热点，只盯着“没弄明白的小问题”。
在学生眼中，埃默尔对科研永葆热情、从不倦怠。耶鲁大学助理教授唐绍庚曾在埃默尔实验室读研，他发现，讨论问题时，埃默尔经常会从小山一样的文件堆里，抽出某场讲座的海报，指着海报背面的笔记告诉唐绍庚，这场讲座的内容与他研究有怎样的关系。
不仅随身带笔，埃默尔还会在床头放一支笔，方便他随时梦中醒来、记录科研灵感。“有时我甚至不开灯，在黑暗中记录想法，第二天早上再去弄清楚我到底录了些什么。”说起这些，埃默尔被自己逗乐了，“我常和学生说，如果你睡觉前萦绕在脑中的最后一件事仍是实验室项目，你就算得上是科学家了。”
这份专注、热爱、超级自律，写入了埃默尔的“科研基因”，并被“转译”为热情洋溢的科研日常。多年来，他总是第一个到实验室，即便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出差回来，第二天他仍会在早上6点前准时出现在实验室。
他到底几点来上班？一直是他实验室的“未解之谜”——直到一次，有位研究生通宵做实验，清晨五点半准备回家，刚出实验室大门，就撞见埃默尔拎着包进来。
“虽然我在床边放一个闹钟，但它一百天里只响一次，我总是在它响之前就醒了。”埃默尔笑说，“我从小就在父亲的工厂里帮忙做纽扣，早起的生物钟也许早就形成了。”
几十年探究
只为弄清细胞怎么“打扫卫生”
1980年，拿到哈佛博士学位的埃默尔，来到鼎鼎大名的兰迪·谢克曼实验室做博士后。当时谢克曼团队聚焦酵母的“分泌缺陷”研究，埃默尔却注意到一个被所有人忽略的细节：酵母细胞里那些“没用的蛋白质”，是怎么被运到溶酶体这个“垃圾站”里降解的？
在谢克曼的鼓励下，埃默尔开启一段长达20年的探寻之旅。
起初，研究并不顺利。“那时候，还没有人类基因组测序，没有基因编辑技术，细胞遗传学研究好像在黑箱中摸索。”唐绍庚说。
为走出黑箱，埃默尔和团队花费数年，用基因融合技术这一传统遗传学手段筛选出33种“垃圾运输出问题”的酵母突变体，还给控制这些功能的基因起了个名字叫“VPS基因”。最终，他们与其他实验室共同确认了40多个和“细胞垃圾清运”相关的基因。
当时没人知道这些基因到底有什么用，埃默尔觉得，弄明白细胞怎么“打扫卫生”，肯定很重要。直到1998年，他终于揭开了细胞“垃圾清运系统”的核心——一种叫ESCRT的蛋白质复合体。
如果把细胞比作一座城市，ESCRT就像穿梭在街道上的“垃圾车”：它们能识别贴有“废弃标签”的蛋白质，把这些“垃圾蛋白质”打包好，精准运到溶酶体里“粉碎回收”。更神奇的是，这套系统不仅负责“扔垃圾”，还能参与细胞分裂、修复细胞膜，甚至影响神经元的生长，一旦它出故障，就可能引发癌症、帕金森病等疾病。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HIV在内的许多病毒，会劫持ESCRT机制以离开受感染的宿主细胞。
“酵母液泡相当于哺乳动物的溶酶体，能够展示人类细胞中发生的事情。”在埃默尔的描述中，细胞的世界充满无穷乐趣，上演着一出出惊心动魄的“大戏”。他把自己的核心研究，比作在酵母细胞这个“微观工厂”里抓出了一群关键“交通调度员”——ESCRT复合体，这就像一把万能钥匙，打开了理解细胞膜重组、病毒传播等多个关键过程的大门。在此基础上，桑德奎斯特教授后续发现了ESCRT复合体在HIV病毒逃逸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药企根据埃默尔和桑德奎斯特的发现研发出HIV长效免疫针剂，有望改变全球艾滋病流行态势。两人的成就，完美诠释了基础科学研究如何通过揭示生命机制，最终转化为具有全球健康影响力的实际应用，堪称科学造福人类的典范。”2025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生命科学或医学奖”遴选委员会主席兰迪·谢克曼这样评价。
办公室大门永远向学生敞开
“抱歉，我今天不应该用英文回答你们，只可惜我的中文还不够好。”复旦大学相伯讲堂的演讲进入问答环节，遇到学生提问的英文不大流利时，埃默尔耐心倾听，还由衷致歉。
在康奈尔大学，他对学生好是出了名的。“学生是科研给我的宝贵财富，我有责任带领他们做好研究，这让我很有成就感。”埃默尔说。
埃默尔指导过加州理工学院、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医学院和康奈尔大学30多名研究生和50多名博士后，可谓“桃李满天下”。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李明曾是埃默尔的博士后。博士后面试时，埃默尔年近花甲，时任康奈尔大学生物化学、分子和细胞生物学研究生院院长，每天会议一个接着一个。但他步履飞快，带着李明走遍研究所的四层楼，嘴里念叨着“这个房间有好仪器”“这个房间是谁，在做什么研究”，李明一路小跑才能跟上。“谈到科学，他就激动。从前面试一位学生，他聊着聊着，眉飞色舞，几乎要从椅子上跳出来。”李明说。
对待科研，埃默尔既充满热情，又十分严谨。说起实验室制作培养基培养菌落的场景，唐绍庚仍历历在目，“他问得特别细：你是怎么挑菌落的？挑取时用的是什么牙签？培养基配方是什么？浓度多少？体积多少？培养温度是26摄氏度还是30摄氏度？几乎每个细节都问到了。”
埃默尔的中国研究生凌亚鼎说：“他一直给我正向的反馈，让我不要对研究失去信心。”凌亚鼎本科学化学，初进实验室时几乎没有生物学基础，但埃默尔看重他的好奇心和学习能力。初次见面，埃默尔就从书柜里拿出一本1500多页的《细胞的分子生物学》递给凌亚鼎：“有空时看看，补充专业知识。”
“他总是鼓励学生大胆探索，有一点小进展，他就会说‘great（很棒）’‘wonderful（非常好）’。”凌亚鼎说。
有一次，一个难以合成的蛋白结晶终于出现在唐绍庚的显微镜下，他立刻冲进埃默尔办公室，把他拽到实验室，让他透过镜头亲眼看看这一发现。即便埃默尔并不熟悉这一领域，也难掩兴奋，当即找来系里研究蛋白结晶的教授开会，一起讨论新发现。
“他是一个很顾家的人，多年前，他就和家人约定，每天都会陪家人吃晚餐”。埃默尔的妻子主修音乐和早期教育，是一名教师。“她养育了我们的孩子并帮助他们成长。”谈及家人，埃默尔嘴角上扬。
事实上，埃默尔只能挤出时间陪伴家人，因为他实在太爱科研。“她确实有时会沮丧，因为我会花大量的时间在实验室。但她尊重我，爱我，她爱我们的家。”埃默尔说，他向妻子承诺过自己到了70岁就退休，但一年过去了，这个承诺尚未兑现。他还没有完全离开实验室，只不过他现在到实验室不是早上五点半了，而是六点多。
“我也能睡懒觉了，哈，太棒了，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这仍然很早。”埃默尔笑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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